“她是家里的一道光”:Jody Byron的家人呼吁让第七大道更安全

Staff

“她是家里的一道光”:Jody Byron的家人呼吁让第七大道更安全
Henry Byron和女儿Tomasina站在日落公园第七大道与41街路口,为Judith“Jody” Byron设立的街头祭坛旁。

10月4日夜里,75岁的Judith“Jody” Byron从日落公园的公寓出门,带家里的狗散步,却再也没有回家。

她在第七大道与41街路口、行人信号灯显示可以通行时过街。一辆沿第七大道向北行驶的银色SUV闯红灯,将她撞倒后加速逃离。救护车把她送到Maimonides医疗中心,医生为她抢救了将近两小时,最终宣告不治。在我们付印时,肇事司机仍未被逮捕。

她被撞倒的路口正好是日落公园的边缘,离家只有半条街,离Café Liebre也只有几步路。我们就是在这家咖啡店里,和仍沉浸在悲痛中的家人坐下来交谈。

她的丈夫Henry Byron,81岁,以及两人的女儿Tomasina,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采访时,Tomasina一岁大的女儿Luna在店里走来走去,时而在桌子间探险,时而被Tomasina或照顾Henry的家庭护工抱在怀里。

Henry曾是一名鼓手,在纽约一些知名俱乐部演出,比如Metropol和Jewel Box Revue,同时还学习皮革手工。

“我干过很多工作,因为当音乐人,你得做别的事情来谋生。”Henry说。上世纪70年代,他在皮革行业的工作让夫妻俩搬到新墨西哥州的Albuquerque住了四年,后来又搬到拉斯维加斯。那时的拉斯维加斯大道还带着“老派”的味道。Henry在那里找到稳定的鼓手工作,还见过不少名人,从Duke Ellington到Redd Foxx。他记得那段日子很好玩,但也记得这座城市太过流动,很难交到长期朋友。对Jody来说,那不是一个可以久留的地方。

“对她来说,那边什么都没有。”Henry说。“她想养家带孩子,而那不是个适合养家的地方。”

最后,他们回到了纽约。Jody是宫颈癌幸存者,无法怀孕,于是这对夫妇决定收养孩子。他们第一次见到Tomasina,是在她出生一个月后,当时负责她案件的社工把她送到他们当时住在阿斯托里亚的家门口。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可卡因危机”的年代,她的生母深受成瘾困扰。Tomasina出生时健康状况十分不稳,生命最初几周都在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终于可以出院,被送到这对夫妇身边。对Jody和Henry来说,那是“一见钟情”。

“我从来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我的父母。”Tomasina说。不过,收养手续花了四年多才完成。她拿出一张照片,是父母在Kings县家庭法院Jay街大楼的门口,牵着她的手,把她从门口荡出来的那一刻。“在我能拥有的任何一种人生里,我都只会想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那么爱我……我甚至找不到词来形容。他们救了我的命。”

Tomasina觉得,很多养父母可能不希望孩子和生父母有联系。但在她快满12岁时,Jody和Henry请了一位私家侦探,帮她寻找生身家庭,当作那年圣诞节最特别的礼物。

“他们说,‘我们找到她了’,我一下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Tomasina回忆说。之后她和生母建立了关系。但2006年,生母在47岁时去世,从她们重逢到告别,只过了五年。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但这一次……”她说到这里,又回到了10月那场车祸,眼泪让话说不下去。“我妈妈就像我的空气。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不管顺境逆境。”

在Tomasina童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Jody每个周末都会去Staten Island接一位表妹,让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玩。Jody的葬礼在10月8日举行,来参加的人里有很多是Tomasina生身这边的家人。“他们都很爱我妈,我妈也很爱他们。”她说。

36岁时,Tomasina怀上Luna,这个孕期被划为高风险。她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Jody给她的支持。

“她每一次都陪我去产检,从她还是一个小小的豆子,到第一次动起来,再到第一次听见心跳,我妈妈都充满惊叹。”Tomasina说。“我想让她跟我一起去每一次检查,因为我想让她也经历这一切,因为她自己没法生孩子。”

Jody在职场上曾做过文字录入和文档处理的工作,退休后通过CASA-NYC和Community Help in Park Slope等机构做了大量志愿服务。不过,和许多初为人母的人一样,Tomasina担心各种可能的风险,希望尽量减少Luna和Jody接触病菌的机会。“所以她每天做的,就是照顾Luna,照顾我爸。”Tomasina说。她现在承担起整个家庭主要照护者的角色,有时也觉得难以负荷。

“我妈妈什么都管。”她说。Jody负责所有文书、账单这些琐碎事,也负责生活中的日常安排。“现在她不在了,没有人再跟我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只是一直在摸索。”

“你做得很好。”Henry在采访中轻声对她说。

由于担心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Tomasina经常向母亲寻求安慰。Jody总是告诉她别担心,说自己还能陪在身边很多年。Jody的父母都活到了90多岁,Tomasina也以为自己还能和妈妈多相处很多年。

“她跟我说,‘我会一直在你身边,Sina,我在这儿,我很好,我很健康。我会陪着你和Luna’。”Tomasina说。“然后突然发生这种事,你整个人的世界都被摧毁了,真的没有别的说法。”

多年来,Henry一边演出,一边在Carroll Gardens开了一家修鞋店,后来又开了Smith街上的Fall Cafe,一家很受欢迎的咖啡店。Tomasina小时候很喜欢去那里看爸爸,顺便品尝不同的茶。七十出头退休后,他仍然会在日落公园的合作公寓里接待音乐圈的朋友。这个家他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年。每个走进家门的人,Jody都热情相迎。“我妻子就是那种谁都能接纳的人。”Henry说。

随着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待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而Jody则继续在社区里四处走动。她经常去La Placita de Brooklyn超市、David’s Deli和VLS Pharmacy买东西。“她最喜欢支持小生意。”Tomasina说。

直到Jody去世之后,Henry才真正意识到她在街坊邻里间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邻居认识她、喜欢她。”他说。现在,常常有人在街上拦住他,讲起Jody当年是怎么给他们出主意、关心他们的近况。“我从来没意识到她真的认识周围所有人。她真的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每一个人。大家都很想她,我们也很想她。”

两人相伴58年,结婚53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正好是在Jody遇害后三天。

Tomasina给我们看了一些视频:Jody弹钢琴的样子,还有她坐在一辆摩托车后座,在第七大道上来回兜风的画面。

“她不是那种你印象中75岁的老太太。”Tomasina说。“所以当报道里写着‘一位奶奶被撞死’的时候,她不是那种‘奶奶’,你懂吗?是的,她75岁了。但我妈很有活力,她就是一切的中心。”

五十多岁时,Jody在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接受了一场长达18个小时的脊柱手术,由Oheneba Boachie-Adjei医生主刀,用来矫正脊柱侧弯。Tomasina说,这次手术给了母亲“第二次人生”。但在术后恢复室里,Jody的脸和眼睛肿得厉害。

“我看到她去世那天的样子时,脑子里立刻想起那次手术后的她。”Tomasina回忆说。“趴着那么久,再加上手术带来的创伤,整个人看起来完全不一样。那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可怕的画面。”

出事那天晚上,Henry正在医院里从手术中恢复,Tomasina则在波多黎各,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飞回纽约。她回忆说,自己是怎么一点一点知道母亲出事的:先是接到一位邻居打来的电话,说警察把家里16岁的狗Sócrates带走了。她先是担心狗是不是咬了谁。接着,一个警官又打电话告诉她出车祸的事,她以为母亲可能是摔断了腿。最后,医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为Jody抢救了两个小时。

“我说,你什么意思,‘抢救了她两个小时’?”Tomasina问。“她说,‘对不起,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说,‘你先停一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她走了。’”

当时她一边和医生通话,另一只耳朵上还戴着耳机跟Henry说话。Henry就是在那一刻得知妻子去世的,因为惊呆了的Tomasina把医生的那句“她走了”重复了一遍。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朋友赶到医院。Tomasina拜托她用手机连上FaceTime,让她在远方看到母亲的遗体。

“然后我们就去了机场。”Tomasina回忆说。“我男朋友说他来开车,我说不,我得自己开,这是当时唯一能让我保持清醒的事情。”

在回忆这些细节的时候,Tomasina的悲伤也夹杂着对那位没有停车的司机的愤怒。

“这附近的车经常飞快地开。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不幸的最后一个。”她说。“纽约就是这样,到处都是匆匆忙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赶路。但你可以先深呼吸一下,慢下来。你到底要急着去哪儿?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赶着去哪儿,但他那一秒钟的举动,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

家人描述了他们在自家这条街上看到的情景:司机们沿第七大道加速冲刺,为了抢在41街这个路口的红灯前通过。从他们的公寓里,晚上常常能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

11月,Tomasina在布鲁克林社区委员会7区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谈起自己的母亲,并请求对这一街段进行安全改造。她在会上传递一份请愿书,呼吁在这段路上增设测速摄像头和减速带。

“我好像还能听见她的声音,我知道如果她现在能看到我,她会很高兴,因为我在努力主动站出来、做点事情,回应因为她的遭遇而发生在社区里的这些改变。”Tomasina说。

Jody遇害当晚,母女俩通过电话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一如既往没有吝惜对彼此的感情。

“她跟我说,‘我好想你,等不及要见到我的女孩们了’。”Tomasina回忆说。“我跟她说,‘我爱你,妈妈,我也想你。明天早上见。我早上来接你,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爸爸。’”

如今,在第七大道与41街的路口,悼念Jody的街头小小祭坛仍然在风中伫立。Tomasina经常带去鲜花。一幅儿童画放在装有蜡烛的灯笼上面,车流从一旁不断掠过。

“她总是把整个家照亮。”Tomasina说。“所以现在我们的家,真的暗了很多。”

如果你也支持Byron一家的诉求,希望第七大道更安全,可以在这里签署他们的联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