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无证邻居的咖啡时间

随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行动与逮捕的担忧升级，许多日落公园 (Sunset Park) 的父母每天出门上班，都不确定当晚是否还能见到孩子。

在日落公园第五大道的家与她在布鲁克林南部为两名孩子做兼职保姆的工作之间，罗莎（Rosa，化名）与我们在咖啡馆碰面，讲述她作为纽约无证移民的生活、她如何来到这个社区，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在摇篮曲中过境

罗莎出生于墨西哥普埃布拉。她最早的记忆是邻居家的火鸡、吃芒果和牛油果，还有母亲唱给她的摇篮曲。

罗莎的母亲（下称帕梅拉（Pamela））在 14 岁时就失去了患有糖尿病的外婆。糖尿病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帕梅拉自己的健康也在走下坡路。她担心等不到当时只有 18 个月的罗莎长大成人，于是与罗莎的父亲作出艰难决定：没有证件越境前往美国。

罗莎的父亲先行一步，在加州奥克斯纳德（Oxnard）与亲戚同住并安顿下来。几个月后，罗莎和帕梅拉分别启程；罗莎当时用的是一名美国儿童的身份证件。虽然她只有两岁，但如今仍清楚记得妈妈交代的叮嘱与细节。

“我记得妈妈说我们要进行一次很长的旅行去见爸爸。”罗莎说着，看着她那杯冰茶里逐渐融化的冰块。“她说我必须非常安静，不要说话，要信任那些刚认识的陌生人。”

那些陌生人抱着她过境。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在心里默唱摇篮曲，让自己安定下来：

El elefante se columpiaba bajo la tela de una araña...

一只大象在蜘蛛网上摇呀摇， 看见蛛网还能撑住， 又去把另一只大象叫来……

熊和幼崽

她最终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在边境另一侧的商场停车场，看见父亲手里拿着小熊维尼玩偶和一只崔弟气球。

“我记得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商场，有喷泉，吃了冰淇淋，进了一家玩具很多的店，同时也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的爸爸。”罗莎解释说，“我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我哭了。他不得不讲一些关于我妈妈、关于我家人的细节，好让我对他有安全感。”

不久，母亲也抵达了，他们在奥克斯纳德安顿下来。罗莎把那段时光称作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之一。

“所有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上的学校有英语和西语双语课程。文化很迷人。记得去水上乐园的路上，会看见母熊和幼崽。”

尽管母亲反对，她仍记得跟着父亲去看斗鸡，对此“有点着迷”。父母在货车里卖花卉，她坚持跟着去，想陪伴父母、也想帮点忙。她会把枯萎花瓣掐掉，但常常一不小心就掐太多，导致花卖不出去——“他们不骂我，只会再给我一朵可能已经半枯的花，让我尽情‘毁掉’。”

几年前她重返奥克斯纳德，发现那里和记忆里差不多。“那是一个你可以去采草莓、采蓝莓的地方。美国许多水果可能就产自那里，工人非常多。”她说。她家虽不务农，但朋友在农场工作，她记得去农场时拎着一篮篮新鲜水果回家。

随着母亲的病情恶化，帕梅拉频繁来纽约就医，这里有更多无证移民可负担的医疗资源。

“我记得来日落公园，去探亲、去医院、去拿妈妈的胰岛素。不到一年，父母决定搬到纽约市生活。”

玉米粽与玫瑰

全家与亲戚一起住在第五大道。罗莎回忆起适应新生活的艰难。

“这里不能在街上玩。”她说，“在加州，我记得汽车会为孩子让路，这里几乎不可能。”

那也是她第一次深切感到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母亲接受规律治疗后身体好转，一方面让她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加州而不是墨西哥，另一方面又叮嘱她要为墨西哥血统感到自豪。罗莎的确觉得自己“来自加州”，但被迫否认出生地让她很难受——“我会问自己：‘出生在墨西哥是坏事吗？’”

她被分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班级，因为她常用西语与朋友交谈。她也常看见来自拉美的同学因为英文不好而被取笑。她始终担心一家人会被遣返。学校里的警察让她害怕，她为母亲担心——母亲在第46街与第五大道拐角卖水果、传统水果清凉饮（aguas frescas）和玉米粽（tamales）；她也为在城里花店打工的父亲担心。“我总在想：他们会安全吗？”

被搁置的 Dreamer

高中时，罗莎生下了儿子，生活更添挑战。父亲几年前已返回加州，母亲的肾功能开始衰竭。

“我记得那些刻板印象：我不会读完高中，我的人生完了。可事情虽出乎意料，我却很兴奋能有一个小伙伴——直到今天，他仍是对我最重要的人。”

她考虑上大学，也开始填写表格，但申请入学与助学金意味着必须直面自己的无证身份。母亲在做透析，她很难想象既能付学费，又能抚养孩子。

其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并推动终止奥巴马政府推出的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罗莎赶在截止日期前去申请，但她说学校未能及时出具所需文件。

“我本想责怪他们，但也许一切都有原因。我只能继续盼望，盼着有一天，会有更好的出路。”

学校里的反移民情绪也在上升。她记得一些同学为新政府欢呼，其中甚至包括第一代美国人。她问自己：“他们对父母的爱就那么少吗？为什么会为拆散家庭的事情感到高兴？”

虽然她从未与执法部门起冲突，却在公交车上遭遇过言语羞辱：“我记得有位美国老妇人让我把儿子离她远一点，让我下车。我很震惊——我们只是在公共空间，就被人指着说不属于这里。”

母亲因为移民身份不符合条件，无法接受肾移植。去世前一周，帕梅拉决定飞回墨西哥见父亲最后一面。临行前，她希望罗莎同行。罗莎说：“我当时一定会去，但那时我儿子还没有美国护照，如果带他出国，可能回不来。现在他会去看外婆的坟，带着那些到今天都还很美好的记忆。”

旧事重来

在罗莎看来，特朗普的第二次执政比第一次更糟。“我儿子看新闻，去学校，他有着我小时候同样的恐惧。他不知道放学后能否见到我，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否见到他。人们如今遭遇 ICE 的对待太不人道了。我们只能希望，这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恐惧与愤怒相伴。她对政府愤怒，也对支持者愤怒。她希望他们能理解，像她这样的人在做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性工作：采摘他们购买的农产品，建造他们居住和工作的楼宇，制作他们喝的饮料和吃的食物，照看他们留在家的孩子。

“他们应该试着设身处地过一天。看看我们如何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做选择，如何在至亲去世也无法回国送别的情况下仍然咬牙往前走。希望大家能换个角度，不要只从仇恨出发。”

一丝希望

离开咖啡馆、踏上去工作的路上，想到儿子的未来，罗莎感到安慰。

“有时会觉得在这个国家机会太少，只因为你是移民，只因为父母做的选择与你无关。但我意识到，也许这些机会不是给我的，父母辛苦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将来，获得更多的机会。”

临别时，罗莎特别感谢本地组织 Mixteca 与 Center for Family Life，以及纽约市议员 Alexa Avilés，在她多次陷入困境时给予的帮助。